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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華 - 一位交易員的政客型老闆 ( 下)
以下故事轉載自財經部落格 『總幹事耕讀筆記』, 作者黃國華是台灣2000s 時期, 一位法人背景出身的投資客, 專長總經研判, 財務分析
文章原文 :
1998年2月17日- 一天搭三趟飛機
那天有幾件特別的事情，一是我和幾位主管要赴高雄去開那一個月一次的主管與董事會。二是我的老闆當天要和他所屬的政黨商議並爭取議員的提名。對了，前一天的2月16日晚上發生了華航大園空難，連當時的央行總裁許遠東也不幸罹難。
看了整個晚上的空難新聞，第二天一早八點我和十來位同事在松山機場搭機飛抵高雄，一行人不到十點鐘便提前來到高雄總公司，董事長秘書匆匆通知，董事長和某黨政高層還在某某地點開會，無法趕回來，會議延後一週召開，於是一大群人又搭了11點的飛機飛回台北，12點飛抵台北，手機剛剛開機，就接到董事長秘書的來電，董事長終於和那位很高很高的黨政高層開完會，下午2點可以進董事長辦公室，所以緊急電召我們其中五位一級主管再飛回高雄開會。
沒辦法！我與其他四位一級主管在機場草草吃個午餐，立刻又搭上12點半的飛機飛到高雄，2點以前終於還是趕上會議，董事長蠻上道的，他也知道自己延宕的開會時程也耽誤了大家的時間，更重要的是，晚上他要參加輔選餐會，於是會議不到50分鐘就草草了事，沒有討論到任何相關業務，不過，這種沒有效率的會議在各行各業相當常見，一旦當上高階主管之後，就得面對這種開不完又沒結果的會議。
一行人來到小港機場，突然發現天氣由小雨轉為雷陣雨，一天之內搭了三趟飛機加上前一天晚上的空難新聞畫面，我不知道其他同事的狀況為何，一登機後，我的胃似乎感到一陣翻滾，陣陣的絞痛加上一股嘔心感覺湧現出來，腦中不斷浮出空難現場的屍塊畫面，一陣小小的亂流都會引起墜機的恐慌，就這樣忍到台北，飛機落底之後才恢復過來。
走出空橋打開手機正想和辦公室的其他交易員連絡一下今天買賣狀況和市場行情，沒想到手機又響起來了，這次不是董事長秘書打來，而是董事長親自打電話給我，要我無論如何要再跑高雄一趟，有重要的業務要交待我，因為剛剛開完會後，他忘記留我下來。
我宛轉的回答他：「可不可以在電話中交待就好了。」
他狠狠地在電話的那一頭吼叫著：「黃協理！今天你不下來高雄，明天你就不用來上班了！」
我默默地搭上晚上6點半的飛機三度飛到高雄，在飛機上我終於吐了！
8點多我趕到高雄總公司，董事長室燈火通明，一群屬於他心腹的主管都現身其中，原來老闆的所謂重要業務是要逼我選邊站；那家公司因為股權分佈而分成兩大派系，一是董事長派，另一派是總經理派，兩邊為了爭奪決策主導權而鬥得不可開交，屬於董事長派的部門，其人事、業務與各項公務的公文完全不經過總經理，相對的，屬於總經派的部門，所有的運作也幾乎不向董事長報備，最嚴重的時候，竟然有兩個會計部門，宛如民國初年的寧漢分裂搞出兩個黨中央的混亂局面；我是總經理從銀行挖角過去的主管，不知不覺地自然就被歸為總經理派。
董事長拿出我所擬定的獎金辦法，用獎金辦法的通過與否來威脅利誘我，要我倒戈到董事長派系中，因為當時我身兼多個部門的主管，董事長打的算盤是，一旦我轄下的部門直接聽命於董事長，那幾乎就把總經理架空了一半以上。為了獎金我只好與他虛與委蛇。
一個券商的操盤大將被迫在天空飛來飛去，我無法靜下心來思考公司的投資部位，經常性的被老闆呼來喚去以致於無法專心在盤面之上👻👻，這也造就了我日後的投資風格：「不看盤」，老闆是政客有諸多缺點，然而在他底下作事的那幾年，年紀輕輕的我就學會了在夾縫中生存的本事，無形中也培養出日後的投資素養，也正是因為那樣的老闆，讓我很早就對資本家的期待有所醒悟。
若年輕一輩的朋友問我：「可不可以選擇政客當自己老闆？」
我不知道。我只記得好幾年後才克服了飛行恐懼症。
對了！那天第二次要從台北飛到高雄的登機前，我獲悉了央行總裁將由彭淮南接任，當時的我下了一個賭注，因為前總裁許遠東是出了名的「貨幣控制者」，換別人幹總裁，貨幣政策只會更寬鬆不會更緊，於是我在松山機場撥了電話給部門的債券交易員進場掃貨，那年，我的部門盈餘幾乎是來自於那筆交易。
黃國華 - 一位交易員的政客型老闆 ( 上)
以下故事轉載自財經部落格 『總幹事耕讀筆記』, 作者黃國華是台灣2000s 時期, 一位法人背景出身的投資客, 專長總經研判, 財務分析
文章原文 :
四十三歲就要寫回憶錄了嗎？未免太早了，不過若藉著回顧一些過往在金融世界的喜怒哀樂與經歷，當成人生下半場的教訓重新出發，不也是一種必經之道。
看過了太多金融人的醜樣，譬如為了多要個幾十張新上市的股票，半夜跑去上市公司老闆家裡去威脅利誘。還有為了讓自己投資的房地產可以順利解套，銀行高層與代書勾結找假人頭假買賣真超貸的。也看過消費金融業務的高層每半年就攆走一批高業積理專，然後把他們的業績通通算在自己或親信底下的。也看過一堆檢察官與法官和銀行高層配合炒作房地產與股市的。也經歷過金融業的派系惡鬥下，藉故將敵對派系的幹部移送法辦的。也看過基金經理人與市場派勾結，直接用基金的資金替外圍抬轎與出貨。也看過專業財經媒體將她的主筆室用議價的方式讓市場派人士去撰寫。也看過財經記者出售她的版面給公司派或作手的。
年少的時候，我並沒有認為那些事情是錯的，甚至還以為金融市場就得那樣運作，甚至於還羨慕起那些人士，然而當我漸漸爬上可以幹些事兒的高階位置的那一刻開始，自己卻膽怯起來，之所以膽怯並非自身的道德感，從學校到金融職場，道德從來不是師長與主管所要求與教導的，從小到大，師長、主管與老闆所要求的是「競爭」、「成長」、「開放」與「獲利」，真正讓我膽怯的是自己的宿命論，因為我總是認為自己的運氣不是很好，別人胡搞瞎搞又可名利雙收的事情，若到了自己手上肯定會東窗事發👶👶，也就是說自認為沒有那種祖墳冒青煙的運氣，有人殺人放火還可以碰到特赦，有人卻在路邊栽朵野花就被警察用手銬銬到警局兩天兩夜；有人坑殺散戶八九年，不僅沒有被市場唾棄，還被散戶捧為救星，被政府視為股市模範，而我不過是寫點善意文章提醒投資人，就被視為化外之民。
至今，我不認為自己的堅持都是必須的，至少對他人而言，當個業務員不去欺瞞客戶，難道要自己喝西北風？當個投資大師不趁機拉抬出貨，難道當散財童子替非親非故的讀者抬轎嗎？
到了中年才產生無謂的正義感，其實是多餘的，說不定只是自己憤世嫉俗的情緒發洩也說不定，年輕時總覺得天下之事無不可為，只能說明自己還沒有長大。中年後卻因為自己的磋跎而陷入怨天尤人，一個人什麼時候能夠明白自己的力量有限，才真正地接近成熟。
我的最後一位老闆是位政治圈的人士，而且還是位政治家族第二代的子弟，偏偏他又是證券公司的老闆，和許多第二代老闆一樣，他是一個高興起來就胡亂承諾，但是事後卻很容易忘得一乾二淨，很多公子哥兒都有這種毛病，或許是因為生活太順暢太富裕，他們看問題往往好高騖遠，遇到挫折後又特別容易自暴自棄。對下屬喜歡輕易許下承諾，但應該兌現承諾時，他們卻又習慣逃避責任。
更遭糕的是，他人生的重心是放在政治上，能不能夠得到他所屬的政黨的提名和能不能在每一次選舉順利當選，比起他的證券公司能不能賺錢實在是重要一百倍。
於是，我的磨練就從此開始，因為我的專長與目標是幫公司投資賺錢，這和老闆的目標便產生了不一致的衝突。
事後回想，雙方主僱之間都沒有錯，錯的是，他找錯幹部，我謀錯差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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